如何理解绑架罪中的限制人身自由?
时间:2019-08-16 22:47:08   来源:管理员

绑架罪包含了两个具体个罪的构成要件,一个是非法拘禁罪,一个是敲诈勒索罪。只有对非法拘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才能对绑架罪构成与否进行准确界定;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对行为是构成绑架罪还是构成敲诈勒索罪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因此,如何为非法拘禁罪中的“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设定一个科学合理的标准,如何科学合理地阐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内涵,应该是学者思考的方向。

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心理成熟度上不同,成年人可以辨别与控制自己的行为,而未成年人则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未成年人需要监护人监护的原因。因此,对被害人进行一定“拘禁”是否属于“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则需对被害人做具体考察与分类。如果被害人是未成年人,则只要行为人控制了未成年人,不管被害人是否知道自己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皆可认定为非法拘禁成立。因为未成年人的心智不够成熟,因此,未成年人不能对自己的具体行为与状况有准确的认识和判断,如果行为人利用未成年人的辨认识别能力低下而实施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则不论未成年人是否认识到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都应认定非法拘禁罪成立。如行为人将未成年人领进自己家里,给被害人提供电脑打游戏,并按时给其送饭,致使被害人不愿意走而宁愿天天呆在行为人家里打游戏。同时,行为人给未成年人的父母打电话,声称已经绑架其孩子,并要求未成年人的父母交出一定数额的财物,否则,将孩子杀死。在这种情形下,其实未成年人在行为人家里不但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自由受到限制,而且还感觉很快乐,尽管如此,也应认定行为人已经对未成年人的人身自由进行了非法限制,原因就是未成年人不具备正确认识和处理自己行为的能力,而行为人也正是利用这一点对其人身自由予以了限制。并且,就一定程度而言,行为人已经对未成年人的行动自由进行了控制,因为未成年人是在行为人的安排下从事某种行为的。因此,如果行为人又对未成年人的父母实施敲诈勒索的,对行为人的行为可以认定为绑架罪。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由于生理或精神的原因而具备或丧失了自由支配自己行动能力的人有权通过获得其监护人或其他亲友的帮助,享受在一定的空间之内移动的自由。对此类人实施非法拘禁,无疑便剥夺了他们享有上述自由的可能,从而剥夺了他们的人身自由。如果否认此类人员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则意味着该类人员的人身自由权利处在刑法的保护范围之外,这显然是不可取的。”[13]上述情形中的认定精神在刑法规定中也有体现,比如刑法第239条第2款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这里的立法精神与意图就是,婴幼儿没有意识能力,不能分辩其自由是否受到非法限制,因此,只要偷盗婴幼儿并勒索财物的,就以绑架罪论处。由此可知,从立法本意上来看,立法者认为如果被害人不具备一定辨认能力的,那么,只要控制了被害人,则无论被害人是否认识到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形,都可以认定行为人非法限制了其人身自由。

如果是成年人,则还需具体分析。如果被害人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人身自由受到某种限制,则一般不能认为非法拘禁罪成立。如行为人和被害人一起出外旅游,在旅游途中,行为人趁被害人不注意给其家属打电话,声称其绑架了被害人,需交付一定数额的金钱才能赎回被害人,否则,会将被绑架人撕票。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被绑架人是在旅游途中旅游,并没有感受到任何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情形发生,并且,被绑架人和行为人结伴旅游也是其主观选择的结果,因此,并没有违背其主观意志,所以,并不能认定其人身自由受到了非法限制。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如果某人没有认识到自己被剥夺自由,就表明行为没有妨害其意思活动,因而没有侵犯其人身自由;换言之,本罪的对象必须认识到自己被剥夺自由的事实。”[14]那么,对于行为人向其家属勒索的行为,只能认定为敲诈勒索罪而非绑架罪。相反,如果被害人认识到自己的自由被限制了,则可以认定非法拘禁罪成立。对这种情况无需多谈,这也是理论界和刑法都认可的绑架罪的典型情形。

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行为人绑架未成年人并向其父母勒索财物的,则不管被害人是否意识到了自己被绑架,都可认定为绑架罪;如果行为人绑架成年人并向其亲属勒索财物的,则分两种情况:一是如果被害人没意识到自己被绑架,则仅定性为敲诈勒索;二是如果被害人意识到自己被绑架,则应当定性为绑架罪。

相关律师介绍

叶文波律师

叶文波律师是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其法学功底深厚、思维方式独特,工作作风踏实严谨,待人坦诚豁达,长期致力于法律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并具有多年大型国有通信、法律行业从业背景及同公、检、法、司、政府等沟通协调经验。深谙公、检、法、司机关办案流程及政府办事规则,并积累了深厚的司法、政府资源。投身律师行业后,以企业高管、金融、经济和律师的多重观察视角和立体化的思维方式剖析个案。复合的专业背景、特殊的社会阅历、系统的思维能力,使其在办理各种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时,更具社会能力和专业优势。对法律问题的理解全面、务实、透彻,能够从实际法律效果出发,运用灵活的法律和非法律手段实现当事人合法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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