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害人财产权益保护的实证分析
时间:2019-08-17 20:54:46   来源:管理员

西方有一句古老的法谚:“有犯罪必有被害,有被害必有救济。”然而,长久以来,犯罪被认为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1]在国家刑罚权一权独大的观念下,刑事法律关系往往被简化成为国家专门机关与犯罪人之间的关系,被害人则被排除在刑事法律关系之外。对于犯罪行为,人们的目光多聚焦在对犯罪人的惩罚上,对被害人的救济却鲜有关注。

事实上,被害人作为案件的当事人,具有独立的地位和利益需求。在刑事诉讼中,除了以惩罚犯罪为手段的“复仇”外,案件的处理还集中体现为权益恢复的要求。而在被害人被侵害的多项权益中,财产权益因其直接性和可替代性最能反映救济的程度,从这一角度而言,被害人的财产权益能否得到应有、及时的补偿涉及正义的修复,意义重大。

一、刑事被害人财产权益保护现状堪忧,问题重重

针对刑事被害人财产权益保护这一专题,笔者进行了专门的调研。统计显示,被害人的财产权益保护现状不容乐观。

(一)被告人多以获得缓刑、免刑为目的进行退赔、赔偿

上海某基层人民法院一年内[2]判决的几种类型案件中,判决宣告前赔偿和退赔、退赃情况与缓刑、免刑的情况是:信用卡诈骗案件退赔比例是57.63%,缓刑和免刑占所有退赔案件的79.41%;故意伤害案件赔偿被害人的比例是56.52%,缓刑和免刑占据所有赔偿案件的75%;[3]寻衅滋事案件赔偿的比例是68.42%,缓刑占据所有赔偿案件的30.77%;合同诈骗案件主动退赃比例是37.57%,缓刑占所有退赃案件的33.33%;诈骗案件主动退赃比例是30.77%,缓刑占据退赃案件的28.57%;盗窃案件主动退赃比例是11.11%,缓刑占据退赃案件的12.12%;抢劫案件赔偿被害人或主动退赔的比例是6.67%,判处刑罚中最低刑期是3年,没有缓刑。

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在司法实践中,退赔率的大小基本与缓刑、免刑率高低呈正相关关系(参见上图)。易言之,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告人多以获取较低刑罚为目的对被害人的财产权益进行补偿。这种正相关关系的合理性如何,有待考量。但图表可以反映的是,实践中,犯罪人的主动赔偿往往不是因为忏悔或补救,而是为了获取缓刑甚至免刑,这与防止被告人再犯、保护被害人利益的初衷不符。

(二)侵财类案件赃物追缴的主要方式为被动追缴,而非被告人主动退赃与赔偿

笔者就侵财类案件[4]中赃物追缴情况统计了一组数据(参见下图):盗窃案件的赃物追回渠道主要是“人赃俱获”方式,该方式占据追回赃物案件的73.75%;[5]抢劫案件中赃物追回渠道主要是被动缴获或财物未到手,该两种方式占所有追回赃物案件的68.75%;诈骗案件中追回赃物虽然主要依赖于被告人赔偿,但被动追回赃物的方式也占据14.29%。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和图表,我们可以看出,侵财类案件中,赃物追回通常需要依赖司法机关的“人赃俱获”;对于无法追缴的赃物,鲜有被告人主动退赃或提出赔偿。继而,此类案件中被害人获得赔偿金的主要来源为被动追缴之财物,而非被告人赔偿之款项。在盗窃等典型的侵财类案件中,追回赃物主要依赖“人赃俱获”方式。这类情况一方面说明了犯罪人主动退赃较少,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大量案件未得到破获。在其他的侵财类案件中,也存在着相似的情形。这导致了侵财类案件中被害人的损失很难得到补偿。

(三)人身伤害类案件刑事和解率低

实践中,人身伤害类案件的典型代表为故意伤害案件与寻衅滋事案件。在对这两类案件赔偿数额与被害人谅解情况调研后,有如下统计数据:故意伤害案件赔偿数额在人民币1万元至2万元区间[6]的最多,获得被害人谅解的案件占所有赔偿案件的12.82%;寻衅滋事案件赔偿数额在人民币5千元至1万元区间[7]的最多,获得被害人谅解的案件占所有赔偿案件的7.89%。

上海某基层人民检察院3年内[9]受理案件中人身伤害类案件刑事和解的情况:在审查起诉阶段因犯罪嫌疑人赔偿道歉与被害人达成和解的故意伤害案件比例是2.76%,[9]寻衅滋事案件比例是0.84%

上述数据表明,人身伤害类案件赔偿数额不高,多为5千至2万元,且被害人谅解及达成和解的情况较少。故意伤害案件、寻衅滋事案件作为轻罪的典型,本应具有较高的刑事和解率,而在前述统计数据中,真正获得被害人谅解的比例却很低,在审查起诉阶段达成刑事和解的案件比例更低。在和解的案件中,双方是否能如和解制度之设计初衷那样,真正因忏悔和谅解而和解,还是各有目的亦未可知。

(四)执行难问题突出,被害人合法权益并未得到有效保障

执行难是目前法院判决后普遍存在的问题。“法律白条”现象不仅在民事诉讼中普遍存在,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亦屡见不鲜。根据相关法院执行庭法官的工作记录,其1年中受理的近百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能够执行到位的仅是个位数。换言之,即便是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获得判决支持的被害人,其遭受的财产损失也很难获得实际补偿。在有些人身伤害的案件中,一边是躺在病床上等着“救命钱”的被害人,一边是一份只是空载着高额赔偿款的判决书。

同时,部分案件的受害人因缺少“被害人”这一身份地位无法获得补偿。曾有一起涉案值达数百万的非法经营案件,受害的群众有几十人,犯罪嫌疑人为获得从轻处理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将非法所得全部退出,但是由于受害群众并不具有刑事被害人的身份而迟迟无法获得补偿。

通过以上数据调研以及相关文献调研、[10]访谈调研[11]等渠道,笔者以为,目前在刑事犯罪这一领域存在着对被害人财产权益保护不力的问题。

同时,上述诸问题相互关联,更加导致矛盾的凸显。如被告人以轻判为目的进行赔偿的行为导致了刑事和解率低;被害人不愿意原谅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赃物追缴多被动进行,被告人赔偿积极性不高;“执行难”的问题导致了法院为帮助被害人获得赔偿而“出卖”了刑罚等。被害人财产权益保护之路到底何去何从?

二、被害人财产权益保护应然的法理基础:被害人—犯罪人—国家三元结构的平衡

被害人财产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维护的原因,概而言之是因为国家—被告人二元权利的结构。国家刑罚从某种意义上被归结为对犯罪行为侵害国家社会利益的“复仇”,根据国家本位的观念,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复杂后果被简化为国家与被告人之间的博弈。在国家—被告人二元法权结构的影响之下,被害人的利益主张和诉求隐退在国家背后,并被渐渐遗忘。

事实上,被害人财产权益保护问题涉及国家、司法机关、犯罪人及其亲属、被害人及其亲属等多方主体,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被害人、犯罪人、国家。要切实保护被害人的财产权益,必须转换视角,确立被害人—被告人—国家三元结构。同时,对三者关系的分层次剥离分析,也有利于明晰被害人财产权益保护的法理基础。

(一)国家督促犯罪人的退赔—基于债的权义关系与切实的财产损失

根据古罗马法,犯罪是债产生的一种渊源。债的权义关系成立的原因,可以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两种。违法行为有私犯(如盗窃、强盗)和准私犯(如渎职行为、从屋内向公共道路投弃物品致使他人受损的行为等)。[12]被害人损失的法律救济不仅仅体现在刑事法律之中,还体现在民事法律之中,被害人既可以要求国家或者通过国家依照刑法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也可以请求行为人依照民法对侵权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在我国,行为人民事责任的承担不影响其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的承担,反之亦然。由此,便在刑事处罚之外,创造了退赔制度。

关于退赔制度,主要见之于《刑法》第64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与退赔制度相类似的,《刑法》第36条规定了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和第37条规定了责令赔偿损失。这些制度显示了对于被害人的实际损失,司法机关有义务督促犯罪人对被害人返还和赔偿,以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由此,基于被害人的切实损失,在国家与被告人的相互关系中,在刑罚之外,又多了一层内容,即国家有督促犯罪人对受害人退赔与赔偿的义务。而犯罪行为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与实际财产损失,成为了退赔义务的产生基础。

(二)被害人与被告人间的赔偿与刑事和解制度—基于恢复性司法的要求

在被害人法律地位问题上,存在两种理解方式。在传统的报复性司法视野下,犯罪行为被理解为违法行为,被害方是国家和社会,由此,被害的个人丧失了独立的个体地位,其诉求完全被国家所取代。新兴的恢复性司法以恢复正义机制作为基石,在这一视野下把被害方理解为个人,犯罪便成为侵害个人权益的行为,被害人也由此具有了独立地位。

恢复性司法是从英文“restorative justice”翻译过来的。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2002年第11届会议题为《恢复性司法》的秘书长报告中的意见:所谓恢复性司法,是承认犯罪不仅经常影响受害者和社区的未来,而且还影响涉案罪犯的未来的一种概念。它寻求尽可能利用受害者和社区的积极、自愿参与的方式,恢复受犯罪影响的所有当事方的一切权益。[13]

在恢复性司法原则的指引下,通过对被害人保护这一课题的研究,刑事和解制度诞生了。刑事和解是以被害人的利益为中心展开的。具体而言,在犯罪行为发生后,通过被告人的赔偿和双方的积极沟通,被害人的消极心理得到相应的化解,被害人达成对被告人的谅解,继而达成被害人和被告人的双方的和解。刑事和解制度反思了传统刑罚理论中对于犯罪预防功能的不足和对被害人关注较少等缺陷,偏向于追求社会关系的修复和衡平。至此,刑事司法不再仅仅是对犯罪分子进行惩罚,而更多地通过商谈机制修复犯罪带来的损害以及破裂的社会关系,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促进社会和谐。[14]刑事和解的逐步运用,开启了一条被害人保护和罪犯复归的平衡之路,这不仅有利于更好的恢复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被告人的矫正改造,同时,也有利于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刑事和解的适用是有一定范围的,不应也无法适用于全部的犯罪。对于重罪案件,特别是造成被害人死亡案件,是不应也无法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

(三)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基于国家责任和人权保障

财产权益保护不仅关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利益,也关乎社会稳定和国家信任的确立。当被害人遭受到犯罪侵害后,如果无法从犯罪人处得到适当的赔偿而身陷贫困境地。在其合法权益通过合法的方式无法得到满足时,将可能促使其产生极端情绪和怨恨心理,从而采用“私力”的方式进行救济,甚至可能产生对社会的报复念头,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同时,如果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不幸,国家又不能采取适当的补偿的措施,便会导致被害人对法秩序的不信任感,进而削弱刑法的规制机能。如前所述,重罪案件无法也不应通过刑事和解来化解,那么,对于此类案件中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财产权益,如何在退赔制度之外,做到有效保护,从而防止私力救济,化解社会矛盾呢?

早在3700年前,《汉莫拉比法典》便给出了答案。《汉莫拉比法典》第23条规定:“如果强盗未能捕获,被劫者应于上帝前请求其失物;盗窃发生地之城市与长官应回复其所失物。”第24条规定:“如生命被害时,城市与长官应赔偿其人民。”这往往被认为是国家补偿制度的最早渊源。

关于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存在不同的学说,[15]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价值基础。然而,无论何种学说,其认可的基本前提是,国家有义务对公民的人权予以保护,对于重罪案件,采用国家补偿的方式对被害人财产权益进行弥补是必然的选择。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彰显国家责任。国家垄断使用暴力镇压犯罪和惩罚犯罪的权力,它有责任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我们知道,犯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犯罪人对被害人的赔偿也是没有办法完全保证的。在犯罪人没有能力赔偿被害人的物质损失时,唯有国家的适时出场,才能扭转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失衡的困局,才能实现国家责任与公民权利的两全。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绝不会置其公民于困顿之中,使其孤立无援。换言之,国家最应介入的就是个人无法介入的领域,最应解决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建立国家信任的必然选择。犯罪是对法的一种否定,法又必须通过否定之否定予以重新确证;犯罪是对统治秩序的挑战,权力必须通过惩处挑战予以重新确认。现代报应观念理论确认了刑罚根据的报应观念不仅单指社会公众的报应观念,而且还包含被害人个人所持的报应观念。[16]然而,如前所述,私力救济难以控制与预计,且有较大的副作用甚至负作用。相较而言,国家采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进行救济,其效果好得多。在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有利于国家治理缠讼、闹访等现象,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看得到的正义。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还要以人们看得到的方式实现。国家给予被害人适当的补偿,是恢复社会秩序,矫正被破坏的正义的有效途径。通过帮扶弱势群体度过难关,有利于树立正义理念,实现真正的正义。

(四)退赔、和解、国家补偿的逻辑关系

退赔、当事人和解、国家补偿这三种法律制度是对被告人本位的一种纠正,出发点均为被害人财产权益保护,是被害人—犯罪人—国家三元权利结构的具体内容。从表象上看,三种制度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代表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具体的适用上,三者亦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首先,三者有不同的适用范围。退赔的产生的基础是存在切实的财产损失。退赔制度之所以为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并适用于一切造成财产侵害的犯罪,也正是基于这一基础—债权债务关系必须理清,直接财产损失必须恢复和弥补。在退赔的基础上,针对轻罪,可以选择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督促犯罪人对被害人进一步赔偿,促进达成谅解;针对被害人重伤、死亡案件,采用国家补偿的方式对被害人及其家属、供养人进行赔偿,进一步匡扶正义。

其次,三者应遵循一定适用顺序。退赔制度由于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司法机关的保障,处于优先地位,是必要的和基础性的,并在立案时起就开始被适用。相较而言,刑事和解制度则是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基础时,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可选择的,并非必要的程序,可以适用于刑事诉讼的大部分阶段。国家赔偿是一种补充性的制度,是在私力救济不能的前提下进行的,一般适用于退赔完成之后,甚至刑事判决之后,类似于国家的行政行为。

最后,三者较为完整地构成了被害人财产权益保护的内容,且均属于广义的恢复性司法的内容。退赔制度较为单纯地针对被害人民事权利的恢复;和解制度和国家补偿制度在被害人保护之余,分别对于人际关系修复和社会秩序修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这三项制度并不能涵盖恢复性司法的全部内容,因为三者并不直接针对犯罪人教育和公共补偿的内容。

三、被害人财产权益保护的方向

被害人财产权益保护从国家—犯罪人二元结构向被害人—犯罪人—国家三元结构转变的过程,是随着报应性司法向恢复性司法转变进程进行的。而这种转变,既借鉴了外国的经验,又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既有理论价值,又有个案的标签意义。在这种转变中,笔者认为,应始终保持理性的思维,带着反思的态度,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相关制度,进一步加强被害人财产权益保护。

(一)准确理解并逐步完善追缴、退赔制度,督促判决执行

虽然《刑法》第64条规定了追缴、退赔制度,但是,一方面这一规定相对模糊,追缴和退赔到底该何时进行,采用何种方式开展,由何机关主导均不明确,造成了具体适用时从程序到内容的不统一。另一方面,由于被告人财产缺失、司法机关查处力度不足、判决后缺乏相应配套设施等原因,造成了刑事退赔案件执行力低,无法运用这一制度切实保障被害人的财产权益。同时,退赔制度与第36条规定的“判处赔偿经济损失”、37条规定的“责令赔偿损失”之间有何区别,亦值得辨析。

关于退赔制度与“判处赔偿经济损失”、“责令赔偿损失”之间的关系,结合法条规定,应作如下理解:“责令退赔”与“责令赔偿损失”是司法机关主动实施的行政性行为,而“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属于司法行为。“责令退赔”着眼于“财物”,而“判处赔偿经济损失”与“责令赔偿损失”着眼于“损失”。“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既可以是被害人合法财产的转移,也可以是犯罪行为产生的收益或其他物品;既可能保持原物的状态,也可能已经挥霍或者损坏;既可能是本身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违禁品,也可能是本身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物品。[17]

在这一前提下,对于第64条规定的追缴、退赔制度,应分以下层次理解。首先,对于犯罪分子非法占有的一切财物予以追缴,追缴的被害人合法财产及时返还,追缴的违禁品予以没收。其次,对于已被犯罪分子挥霍的或因其他原因灭失的赃款赃物,责令犯罪分子退赔或按价退赔。同时,对于犯罪分子的赃款赃物中有被害人的合法财产的,应当及时返还;如已被犯罪分子挥霍或因其他原因灭失的,仍应责令犯罪分子退赔或按价退赔。

除《刑法》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5条对退赔制度作出了细化:“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该项规定给出了退赔制度的适用程序。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依然是被害人保障其权益的主要手段。对于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的被害人财产,只能先由有关机关予以追缴;对于可以返还的予以返还,对于不能返还的责令退赔;对于不能责令退赔的,被害人要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该条规定的内容证明了我们对《刑法》中退赔制度的理解是正确的。

解释了退赔制度后,面对退赔过程中的执行无力问题和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执行难问题,应从多方着手,予以保障。

第一,贯彻民事责任优先原则。民事责任优先原则,体现了“国不与民争利”的民本思想,具体体现为《刑法》第36条第2款所规定的被害人民事赔偿优先执行和第60条所规定的民事债务优先履行两项制度。根据这两项制度,对于追缴的非违禁品或犯罪工具的财物,应在判决生效后首先并主动返还被害人,然后再考虑收归国有;对于被告人的财产,应首先根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单独提起的民事诉讼的判决进行民事赔偿,其次再考虑罚金、没收财产等刑事责任。

第二,准确把握退赔与缓刑、免刑的关系。《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5条规定了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而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获得退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被告人对退赔或赔偿后的缓刑期待。笔者不反对法院对于退赔、赔偿的被告人判处缓刑,但是不能形成“一退即缓”的趋势,使人们无奈地戏称为“法律为富人服务”。笔者认为,退赔与缓刑、免刑的直接挂钩,可以存在于部分经济犯罪中,如信用卡诈骗犯罪,此类特殊的退赔机制可以在相关罪名的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而在其他犯罪中,追缴、退赔的情况仅能作为判决的酌定情节。

第三,将民事判决执行情况与减刑、假释的执行相结合。服刑机构可以根据被执行人服刑情况,综合考虑其履行附带民事赔偿的表现,以决定是否报请减刑、假释。(1)被执行人积极履行赔偿义务,可作为减刑、假释的悔罪表现之一,结合其在刑罚执行期间的表现综合考虑;(2)如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但拒不履行或转移、隐匿财产的,应实行一票否决制,不能认定其有悔罪表现,拒绝其减刑或假释;(3)对于那些确无能力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不能就此认定其无悔罪表现。(4)对于被批准假释的被执行人,在假释时尚未完全履行赔偿义务的,假释期间是否积极履行赔偿义务将作为其假释期间的考察内容之一。[18]

第四,将退赔、赔偿与刑事和解、人民调解制度结合起来。犯罪人在退赔、赔偿中的态度对于刑事和解的意义不言而喻。而在人民调解中,司法机关也应加强积极引导,鼓励双方当事人沟通,在合理的范围内,争取做到被害人、犯罪人利益的双赢。

通过以上措施,将责令退赔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立法良好的执行,督促司法机关明确责任,切实保障被害人的财产权益。

(二)谨慎推进刑事和解制度化建设

刑事和解制度起源于西方国家。“刑事和解”这一概念被定义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的会议、当事人调停或正义会商等一系列制度。其虽然是恢复性司法的主要内容,但核心仍着眼于诉讼效率。与之不同的是,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来自古代“和为贵”的理念和厌诉态度,是基于目前实践的客观需要,特别是被害人财产权益保护的需要,自下而上产生的。换言之,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是实践主导的,具体发展过程为先有个案的实践,后有广泛的理论研究,最终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5编“特别程序”中增设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的特别程序”。《刑事诉讼法》第278条规定了刑事和解应当自愿、合法进行。这里首先强调的是双方的真诚与自愿,任何一方不得采用胁迫的方法与手段,否则和解协议无效。这里必须明确,和解的目的是什么?笔者认为,如果将和解的目的定位于恢复性修复,则核心在于被害人利益的真正补足。此时,尊重被害方的真实意愿、保护被害人的利益无疑显得非常重要。实践中,被害一方往往在达成和解协议时或要求过高的赔偿数额,或有其特殊的利益需求,对此,司法机关应克服国家本位思维的影响,当事双方和解协议的签订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均应尊重并接受。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开放式的纠纷解决途径,赋予了被害人一定的掌握加害人命运的权利,加害人及其社会关系网络对被害人的潜在危险也会随之增大。在西方刑事和解中表现得并不突出的被害人的司法保护问题也许将成为我国刑事和解实践面临的最大难题。[19]面对这一问题,司法机关应当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在刑事和解中增强对被害人的利益保护,避免因和解不能而导致的被害人二次受害。同时,作为行动者之一的司法机关不但在宏观上成为刑事和解在我国制度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而在微观上,即在刑事和解的具体个案中,其以国家法律的权威和强制力量作为后盾,从程序上决定着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进行,以及和解后的处理结果。当事人之间的博弈和实践往往具有个体感情色彩,但是司法机关作为主导者、监督者,必须冷静应对,全面考虑,牢记刑事和解以谅解为核心。在和解过程中,既要保障被害人权益,又要在这一过程中不能牺牲国家的追诉权和刑罚权,避免刑事和解被肆意运用。

虽然目前实践中刑事和解率仍在低位运行,但我们可以预见到,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的制度建设,刑事和解一定会在越来越广阔的舞台上发挥作用。同时,应当认识的是,刑事和解毕竟是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适应原则为代价,并采用私力救济的方式进行的,盲目地扩大这一制度将对现有刑法体系产生较大的冲击。因此,必须对刑事和解予以规制,谨慎推动刑事和解制度化建设。

(三)尽快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在恢复性司法的领域内,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无疑十分重要。然而,在我国,与追缴制度、刑事和解制度不同的是,虽然相关政策性文件[20]持续性的颁布并倡导尽快建立这一制度,个别省市也开始了实践探索,但国家补偿至今仍未得到法律的明确支持。

被害人国家补偿最初奉行的原则是最后顺序补偿原则,也即通常所说的补充性原则。此原则意味着国家补偿具有补充性质和辅助性质,是在穷尽了其他救助手段之后,作为发挥补充作用的救助手段。[21]然而,严格按照补充性原则,意味着急需医疗救助和维系生活的被害人要经过漫长诉讼程序的等待,由于缺少经济资助,被害人的权益可能遭到持续性的损害甚至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因此,在补充性原则之外,应引人救急原则。将补充性原则与救急原则相结合,对那些因遭受犯罪侵害、未获得赔偿款导致生活陷入困难的被害人,应及时给予补偿,使其尽快摆脱不利境地。

大多数国家一般将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适用的对象限定为严重暴力犯罪的被害人、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及其他依靠被害人供养的人。之所以对适用对象作此限制,是因为国家补偿毕竟是一种对被害人保护的非常态措施,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确定补偿对象时有所限定,才能够使有限的资金用于救济最需要救助的被害人。然而,笔者认为,经济利益的损失为被害人带来的伤害和困难未必比人身利益受损小,部分由于经济利益受到严重损失,导致生活陷入困难的被害人也应被纳入到补偿范围内。换言之,经济利益造成的损害也应成为国家补偿的对象。“我国刑事被害人群体虽然在以每年200万人的速度增长,但真正需要国家补偿的可能不超过5万人。如果按照最低生活保障和最基本治疗水平的标准进行补偿,一年可能只需要几亿元的补偿资金,以我国现有的国力应该可以满足这笔支出。这里一定要清楚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点:国家只对那些因犯罪而导致生活陷入危机、处于极度贫困的被害人(或靠被害人抚养、赡养的人)予以补偿,同时还有个前提,即被告人不明或者无力补偿。”[22]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各国在谈论国家对被害人的保护时,均使用“补偿”二字表述,唯独我国在司法机关发布的几乎所有文件中,均采用“救助”二字。这种表述方式上的区别,虽然不会导致内容上的差异,却体现出理念上的巨大区别。笔者认为,“补偿”二字更能体现国家责任与义务。从一定意义上说,被害人权益受到损害是因为国家没有尽好保护公民人身不受侵害的义务,因此,国家有责任对被害人及其亲属和供养人进行“补偿”。采用“救助”的表述,虽然有助于体现保护被害人,却并未将被害人置于独立的主体地位上,也无法完整体现恢复性司法中对被害人权益的尊重的意蕴。笔者建议,在进行制度立法时,应克服国家本位思想的影响,充分尊重被害人的人格,采用“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表述方式。

【注释】

[1]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9页。

[2]法院判决书统计时间范围为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本文统计到的几类罪名案件数量如下:盗窃罪297件,故意伤害罪69件,信用卡诈骗罪59件,诈骗罪39件,寻衅滋事罪38件,抢劫罪30件,合同诈骗罪8件。统计数据代表性大小受到基数大小的影响。

[3]另有部分案件是判决日期离羁押期限结束日期只有1个月左右,可能由此而未被判缓刑。

[4]包括抢劫罪中财产侵害部分。

[5]当然,这也是因为非人赃俱获的盗窃案较难破获,很多被害人被盗后虽报案但因种种原因无法破获。

[6]在一起重伤致死案中,判决书载明的赔偿数额为人民币41.5万元。

[7]在一起重伤致死案中,根据判决书载明的赔偿数额为人民币25万。

[8]统计时间范围为2008年6月26日至2011年6月25日。

[9]故意伤害的案件和解包括因达成和解而相对不诉和因达成和解而公安机关撤案。

[10]主要阅读报纸、网络、著作中关于该类问题的论述。

[11]主要是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承办人、执行庭承办人、检察院公诉部门承办人进行的个别访谈。

[12]刘玉江:《论财产犯罪中被害人财产权之救济》,《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1995年第5期。

[13]参见吴立志:《论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的关系》,《学术论坛》2012年第2期。

[14]参见雷连莉:《恢复性司法与被害人权益保护》,《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9期。

[15]如国家责任说、社会福利说、社会保险说等。

[16]参见陈巧燕:《论刑事被害人权益的保护—以刑事和解为视角》,《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17]参见刘志德、刘树德:《“判处赔偿经济损失”、“责令赔偿损失”及“责令退赔”辩析》,《法律适用》2005年第4期。

[18]参见刘婷、刘兵:《刑事退赔执行程序探析》,《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19]参见李美荣,孙文红:《论刑事和解与被害人权益的法律保障》,《辽宁法治研究》2008年第4期。

[20]2004年2月,山东省淄博市出台了《关于建立犯罪被害人经济困难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实行了试点。

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中把探索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列入全国法院2007年工作计划。200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中明确规定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对因受犯罪侵害而陷入生活困境的受害群众实行国家救助。同时,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检察院、财政部等8家单位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下发通知进行动员部署。几年来,各检察机关牵头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初步展开,其中江苏、浙江、四川、河南、辽宁、广东等地成效明显。

[21]参见王瑞君:《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几个争论问题的探讨》,《时代法学》2011年第4期。

[22]张有义:《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存在五大不足》,《法制日报》2007年6月24日第5版。

作者:张峰孙科浓

来源:《法学》201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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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文波律师

叶文波律师是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其法学功底深厚、思维方式独特,工作作风踏实严谨,待人坦诚豁达,长期致力于法律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并具有多年大型国有通信、法律行业从业背景及同公、检、法、司、政府等沟通协调经验。深谙公、检、法、司机关办案流程及政府办事规则,并积累了深厚的司法、政府资源。投身律师行业后,以企业高管、金融、经济和律师的多重观察视角和立体化的思维方式剖析个案。复合的专业背景、特殊的社会阅历、系统的思维能力,使其在办理各种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时,更具社会能力和专业优势。对法律问题的理解全面、务实、透彻,能够从实际法律效果出发,运用灵活的法律和非法律手段实现当事人合法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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