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涉黑案”法律评论
时间:2019-09-22 10:08:48   来源:管理员

刘汉、刘维等36人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于近日完成一审法律程序。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刘汉、刘维等死刑。其中,判决被告人刘汉、刘维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均被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回顾案件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和宣判,法学专家们表示,案件审理和判决体现了司法公平正义,为我国依法、公正审理和惩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广大干部群众对判决结果表示赞许,认为刘汉等36人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覆灭,体现了党中央打黑除恶的决心和力度,让人民群众看到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光明前景。

从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我们逐渐知道这个组织架构清晰明确,罪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首先,组织架构严密,刘汉有绝对控制力

在2014年3月31日开庭的第一天,公诉人就指控该组织人数众多,组织者、领导者明确,骨干成员固定。刘汉、刘维、孙某某为该组织的组织、领导者;被告人唐先兵、刘小平、孙华君、缪军和旷晓燕、陈力铭、曾建军、文香灼、旷小坪、詹军等为骨干成员;被告人刘岗、李波、车大勇、仇德峰、肖永红和王雷、田先伟、桓立柱、刘光辉、钟昌华、王万洪、张伟、曾建、袁绍林、张东华、孙长兵、闵杰、李君国、黄谋、田伟等为一般成员。公诉人强调,刘汉处于金字塔尖,平时只对刘维和孙某某发号施令,再由他们传达给下面的骨干成员;骨干成员养着一群‘小弟’,随时听令。”

在刘汉等10人案庭审中,另案被告人田伟证明孙某某和刘汉都说过“要敢打、敢冲,打架必须打赢,出了事公司会负责”的话。多名被告人的多份供述显示,为公司利益打架公司会管,有功的奖励、提拔重用,不听指挥或不敢出手的人会被开除。

在刘学军等3人案中,公诉人当庭出示了揭示其组织层级的重要证据--刘学军的4本工作笔记。泛黄的笔记本上,以日记的形式记录着被告人刘学军(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政委)从警期间,曾详细勾勒出刘汉、刘维、孙某某、曾建军、陈力铭等人的层级结构。由于刘学军包庇刘汉等人,未将该记录按规定提交归档。

公诉人当庭指出,该组织成员多人均证实,“孙某某、刘维平时都听刘汉的,刘汉就是他们的‘哥佬倌’。”刘汉对整个组织的发展壮大及协调、运转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对组织成员有绝对控制力,在组织的多起违法犯罪活动中,指挥实施或事后提供支持,足以认定系组织者、领导者,应对全部组织犯罪承担责任。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刘汉、刘维兄弟以汉龙集团、乙源实业公司等经济实体为依托,互相支持,共同发展,逐步形成了以被告人刘汉和刘维、孙某某(另案犯罪嫌疑人)为领导;被告人唐先兵、孙华君、缪军、旷晓燕、陈力铭、曾建军、文香灼、旷小坪、詹军等人为骨干;被告人刘岗、李波、车大勇、仇德峰、肖永红、刘小平等人参加的较稳定的犯罪组织。该组织逐步形成了“为公司利益要敢于出手,出了事公司会负责”、“表现好的重用,不好的被开除”等不成文的规约和纪律。

其次,罪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刘汉涉黑案”,1年多时间的侦办;400多名民警参与侦破;行程数十万公里调查取证;1000多名证人被依法询问;20名证人当庭陈述;1000多条补充侦查意见;800多册罪证材料……公安机关查证被告人犯罪事实、公诉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一审法院审查、甄别、采信证据,最终依法作出庄严判决。

1999年初,时任汉龙集团总经理的孙某某听说被害人王永成(绰号“大叫花”)扬言要炸汉龙集团保龄球馆,告知刘汉,刘汉指使孙某某找人将王永成“做掉”。孙某某将刘汉指示告诉孙华君和缪军,二人通知唐先兵、刘岗、李波、车大勇具体实施。后唐先兵等枪杀王永成:1999年,汉龙集团下属小岛公司在工程开发过程中,与当地村民产生矛盾,田伟带人对村民进行殴打;2000年10月的一天,刘维带人持枪在广汉市帕提亚大酒店的游戏机厅内借故闹事;2008年,刘维以广汉一加油站油品存在质量问题为由,安排曾建军等人堵塞加油站入口,随意殴打加油站员工……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了大量指控该组织寻衅滋事和多起欺压群众违法事实的证据。

其中,关键证人孙某某出庭作证,其证言对刘汉是沉重一击。孙某某清楚地指明了刘汉下达“做掉”指示的具体时间、地点。他还证实,事发后,在刘汉授意下,他安排实施杀人的被告人孙华君、唐先兵、缪军等人去深圳,到刘汉的朋友范某某处躲藏,并分别给予了这些人奖励。孙某某当庭回忆的一些细节也与其他证言、证据相印证。

法庭调查中,公诉人向法庭提交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大量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汉龙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向金融机构骗取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等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8.3493亿元、美元1.4亿元;出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证明刘维垄断当地赌博游戏机厅、河道采砂权,获利400余万元,通过暴力行为垄断广汉市赌博游戏厅获利数千万元。这些证据被法院采信。出示多份证据指控该组织成员采取暴力威胁等手段,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影响当地经济秩序。法警抬着陈列在展板上的枪支,向被告人、辩护人、审判席展示。公诉人出示了涉案的冲锋枪、“六四”式手枪等枪械以及制式子弹、钢珠弹等物证及照片。

在刘学军等3人案中,公诉人出示了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和物证,证明该组织一直寻求“保护伞”,得到法庭认定。

一审审理查明:刘汉、刘维等人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当地存续近20年,成员多达30余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活动数十起,共造成8人死亡、多人受伤等严重后果。刘汉、刘维主观恶性极深,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该组织通过有组织地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巨额经济利益,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所获利益部分用于购买枪支、弹药和车辆等作案工具,为组织成员提供逃跑经费、给予经济补偿、发放工资奖金、偿还赌债、购买住房等。该组织通过有组织地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非法买卖枪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等犯罪活动及其他违法行为,通过贿赂、拉拢腐蚀等手段,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庇护,帮助组织成员逃避法律追究、重罪轻罚或轻罪快放,该组织为非作恶,欺压群众,称霸一方,在四川省广汉、绵阳、什邡等地形成重大影响,严重破坏了上述地区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被告单位汉龙集团以虚构项目、伪造合同、改变资金用途等欺骗手段,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被告人刘汉作为汉龙集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构成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刘汉、刘维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和首要分子,应当对该组织所实施的全部罪行负责,其行为分别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买卖枪支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非法经营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妨害公务罪,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和窝藏罪。其他被告人依各自的犯罪事实,分别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买卖枪支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非法经营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妨害公务罪,寻衅滋事罪等罪。

综合全案证据,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汉、刘维伙同他人网罗多人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该组织人数众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和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包庇、纵容,称霸一方,在当地形成重大影响,严重破坏了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该组织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律师点评:刑事审判中往往有一些并不值得提倡的办案习惯,某些恰恰印证了艾伦﹒徳肖维茨的“十三条”刑事司法潜规则的正确之处,比如未审判而先定其有罪,忽视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等等。由于经验法则在刑事司法中的影响不可忽视,所以不得不对其合理性加以探讨,毕竟这也不是讲究严谨、重视证据的法治社会应该存在的一种现象。一方面如庞德所言“民众对权利和审判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对法律来说,是一个坏兆头”,另一方面民众的关心和谈论也会影响司法审判的公正,人们茶后闲谈刘汉之案,用并不合乎法定程序的结论推导出真相,然后去评判着一个受审的陌生人,其潜在的影响和倡导民主的社会是否天各一方是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这也许就是一个法治社会在进步过程中所面临的根结,考验着我们是进步还是在倒退,往往在这种法治进步的过程中,典型的案子就成为了试炼石,而这一次又刚好发生了刘汉涉黑案。背戴着追求社会影响的枷锁,有时候刑事司法往往做出了违背真理的判决,而当前处于舆论风口浪尖上的刘汉涉黑案是否也难逃此命运,其中的刑事司法缺陷也是值得我们去深思和挖掘的。

刘汉案子是一个“大案子”,所谓的“大”不光是其涉案人数众多,犯罪事实众多,案情牵涉面广,社会影响力大,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罪名之多,罪名之间相互的界限标准难以界定、涉及经验法则的适用、新旧刑法、新旧刑事诉讼法的适用、涉及在生活文化中词义模糊时的解释、定罪量刑时的从轻从重处罚、乃至于在犯罪构成上主客观构成要件的理论、涉及因果联系、犯罪形态区分理论、还有当前刑事诉讼法未有规定的品格证据、声望证据是否采纳等等,案中各嫌疑人分工明确、主次分明,又有别于传统黑社会的组织形式。在案件过程中,需要控辩双方准确把握对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开设赌场罪、串通投标罪、非法经营罪、妨害公务罪、骗取贷款罪等二十项罪名的适用条件。单从起诉书指控罪名的覆盖范围来讲,刘汉涉黑案囊括了刑法中许多最为常见的罪名,也有许多很难认定的罪名。个人犯罪与单位犯罪的区分也无形中增加了刘汉涉黑案的复杂程度。那么如此复杂的案子自然不光会考验律师的实际办案效率和对刑法、刑事诉讼法、经济法等法律的扎实理论功底,还涉及到整个司法程序是否完备,各环节是否衔接得当,公诉人代表国家对犯罪进行控诉的水平。

刘汉涉黑案一审于2014年5月23号判决,5人被判处死刑、死刑缓期执行5人、无期徒刑4人,有期徒刑22人,即便当庭审判中刘汉对犯罪事实仍予以否认,与妻子杨某泪洒现场,但还是在各种相互印证的证据链条下,罪恶终究是不能掩盖的,既然有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就应当受到刑法应有的制裁。庭审感人的背后,并不能换来法律的同情,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刑事司法过程中存在的些许瑕疵——我们所操作的“程序正义”存在着并不能达到让犯罪嫌疑人完全地认罪伏法的情况。比如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的一些小的违法行为。《新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规定拘留后,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外,应当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的家属。但案中对曲某某的家属的通知则是在拘留后数月过后进行的。虽然侦查机关没有重大违法行为,但这些小的违法行为足以暴露执法过程中,司法人员尊重程序的意识淡薄。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认定是本案控辩双方的重要辩点,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指3人以上不特定多数人,以获取非法的经济、政治利益为目的组成的犯罪组织。联合国曾经将黑社会组织犯罪与毒品、恐怖主义活动并称为当今人类的三大灾难性犯罪,黑社会组织犯罪有着犯罪的多样性、广泛性、组织性、严重破坏性等特点。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出资豢养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两种不同的行为。近些年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趋势越来越倾向于在经济领域“漂白黑资金”,“以商护黑”,在政治上腐蚀国家官员,寻求保护伞,“以政护黑”,在组织上,组织模式多样,但更具严密性,开始吸纳一些高素质人才提高其犯罪水平。因此其伪装程度更高,更难以跟传统意义上所认为的黑社会犯罪相区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刑法》第294条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有组织特征、行为特征、经济特征和非法控制特征。黑社会组织犯罪的认定也一般从这四个方面来综合考虑。

“刘汉涉黑案”从组织特征上看,通过开办公司网罗人员,具有一定人数规模,虽然没有严格明确的家规、家法,但是成员之间有相互默示存在的“敢打敢冲”等一系列奖惩规则。问题就在于《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对“严格”的理解,这种规则和制度是明确制定出来的,还是在成员之间默示存在的。从保护当事人权益的角度讲,法律并没有做出合理解释和规定,那么应当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角度去“善意解释刑法”,这也算是在辩护过程中的诉讼策略之一。

从经济特征上看,是否应当区分个人行为和组织行为。非法利益归属于个人所有,还是给组织对认定是否构成黑社会组织的有很大影响,其实非法利益存放在谁的手中并不影响黑社会组织的认定,而非法利益的用途才是最为重要的。非法利益是否用于组织的日常开支、是否用于支持违法犯罪活动,这些都是重要的标准。但如果单纯地个人占有非法利益而不用于组织开销,那么便不符合黑社会组织在经济上的特征。

非法控制上,焦点是对某些行业和领域,是否形成了长期的非法控制,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群众等。当个人犯罪和组织犯罪难以区分的时候,需要对该组织对个人犯罪的态度进行考察,如果通过默示态度予以包容,那么个人犯罪的罪行可以囊括到组织犯罪里去。由于本案在证据上对刘汉等人造成严重经济秩序破坏的证明力还是有所欠缺的,辩护人若集中对此进行辩护也是很好的辩护策略。

行为特征上。黑社会性质组织要求具有暴力性、组织性、经常性、多样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强调的是集体犯罪的有组织、有预谋。单纯的孤案拼接,是不能具备其高度组织性特点的。刘汉涉黑案中,按照其表述是自己没有领导过黑社会性质犯罪事件,但现实中确实存在着组织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却并未实际参与领导的情况,这就会出现对某些犯罪活动并不知情的情况产生,按照共同犯罪的理论来讲,共同犯罪人对超出共同犯罪范畴的罪行,是不用承当刑事责任的,所以辩护律师在辩护的时候,能考虑到这一点,个人认为对采取良好的诉讼策略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如何去把握刘汉是否知情,对于法院而言,需要综合考虑当时的组织的内部结构,和决策形成机制、刘汉本人对旗下公司成员的影响力等等,要知道“不作为也是一种行为”。

其实,综合地评价刘汉涉黑案中的控诉双方中的表现,也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一审中某些辩护人对待当事人的辩护策略选择是也是很正确的,尽量在认可基本犯罪事实的前提下,选择对当事人有利的情节弱化法院对待刑事犯罪嫌疑人所形成的主观偏见,在为当事人接受公正审判做了许多努力,因此在审判结果上绝大部分人并没有遭受到审判不公平的待遇,法院在判决中也是以自由刑为主,尽量给与犯罪嫌疑人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也跟我国当前宽严相济、慎用死刑的刑事政策密切相关。法庭辩论期间,针对辩护方提出的组织成员在主观要件上不可能明知是黑社会组织的辩护意见,公诉方也通过对黑社会组织近些年来的发展趋势进行阐述,强调黑社会性质组织可以是当前主流社会不认同的形式,以司法解释指出,参加者只需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该组织有一定规模,以实施违法犯罪为主要活动即可认定。公诉方业务水平的提高,跟现阶段我国律师业务水平的提高是密切相关的,控辩双方在焦点问题上的交锋是很激烈的。这一定程度上体现我国当前的庭审秩序还是比较公正、严谨的,庭审三方架构还是比较成熟。唯一欠缺的地方是,辩护方的诉讼地位比较弱,有些很正确的辩护意见很可能因为法官的个人审判风格而受到影响,而未被采纳。

还值得一提的是辩护律师提出了品格证据以及声望证据的适用问题。犯罪嫌疑人的品格证据会对其犯罪产生合理怀疑。乔治E狄克斯曾说过“你看不见它(证据)的价值要比排除它的危害性大。”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承认品格证据、声望证据的合法性,但是律师在职业之中尽力维护着当事人的正当权益,还是需要将对当事人有利的情况向法庭陈述清楚。在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中,法院的判决是一把很好的测量尺,法院在量刑过程中如果能多方考虑这些非法定情节,对我国推动我国司法进步也是大有裨益的。

至于对关键证人作证,是否建立起我国的污点证人制度也很有启示。这些都不予以一一论述。本案在2014年5月23日一审宣判,一审虽告一段落,但是由于我国是两审终审制,这意味着被告人还有上诉的权利。此案很可能并未结束。本案还未生效。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官方微信就发了一篇《正义不会缺席——刘汉、刘维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覆灭记》的纪实报道,宣告了被告人的最终命运,为本案留下了一个天下笑柄。如果刘汉兄弟要上诉,湖北高院把这篇文章发给他们看看后会是什么感受!最高院能不能起码在形式上尊重尊重法律?判决未生效之前,所有的被告人都是无罪的,最高院作为最高审判机关,在没有具体审判本案的情况下,作出上述论断,这是我们所有法律人的悲哀,这也是所有中国人的悲哀,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会留下奇耻大辱,百年之后,定会成为天大的笑柄!即使刘汉等人有罪,也不应以这种方式审判!

我们说“迟来的正义即是非正义”,那么,“提前的正义“就是正义吗?最高法的“提前的正义”是否是作为法律操作者应有的行为,值得我们反思。要避免法庭审判沦为定罪形式,不光需要犯罪嫌疑人积极维护自身权利,还需要在程序上进行合理设计,办案人员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特别是作为象征法律最高审判权威的最高人民法院,更需要以身作则,控辩过程中充分保障辩护方的辩护权,公诉方在审判过程中对辩护人提出的疑问正面回应和正确解答,法院在审判时以合法证据作为支撑。只有先保障了这些,才能相信这种“非正义“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作者:叶文波、助理夏睿

北京刑事律师

叶文波律师

叶文波律师作为北京市两高辩护网首席辩护律师,在刑事案件领域,承办了大量刑事大案、要案,尤其在死刑复核、刑事一审、二审、再审,职务犯罪、涉黑、涉毒、集资诈骗、各类涉税、涉暴等刑事案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刑事辩护经验和诉讼代理经验。擅长办理重大、复杂、疑难刑事案件,善于攻克辩护难关,对重大、疑难刑事案件常常能从细节入手,找到突破口,冲出证据重围,灵活运用法律,切中案件要害,拿出独特的分析和辩护意见,使被告人化险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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