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起诉阶段的刑事和解
时间:2019-10-09 22:40:50   来源:管理员

2012年4月,美国爱荷华州21岁中国留学生唐某因涉嫌强奸女生被捕。他的父母闻讯赶到美国后,试图贿赂受害女生,让其更改口供,却把自己也卷进了官司。目前,爱荷华州检方已对唐鹏及其父母均提起起诉。中国俗语称“可怜天下父母心”,但唐某的父母的护犊之情已完全超越法律的界限。

唐某父母企图拿钱“摆平”受害人,这样的中国式经验足以引起每个法律工作者的深切反思。在中国,刑事案件的经济赔偿,通常是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的。这构成了中国刑事诉讼中的一个怪圈:一方面,司法机关重视的只是如何利用被害人打击犯罪,被害人只被视为证人加以利用,另一方面,一般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犯罪人履行义务不积极,被害人常常无法得到实际赔付,合法权益也常常被忽视。这就为“私了”提供了存在的基础:通过提供司法过程无法获得的赔偿,来换取对被告的减轻处罚。企图“花钱买刑”,这就是唐某父母的错误思想根源所在。

被害人直接遭受了犯罪人的侵害,在刑事诉讼中是最值得同情的,随着二十世纪中叶被害人学的诞生,如何保障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成了热门话题。近年来,以强化对被害人的救济为出发点,许多学者提出了建立刑事和解制度的主张,我国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正案也对刑事和解做了专门规定。

一、刑事和解制度概述

传统刑法观通常强调有罪必罚,不赞成对于犯罪的变通处理,这种国家本位的刑法观念,对于被害人来说,只解决了复仇心理的需求,而忽视了得到民事赔偿的需求。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犯罪率的激增,暴力犯罪多,财产犯罪多,单纯的打击、监禁等司法手段暴露出诸多弊端。此时如果仍然一味坚持严惩犯罪的单一理念,在定罪量刑过程中较少地考虑犯罪人的悔罪、赔偿情况,不考虑刑罚执行的实际效果,无助于纠纷的最终解决。

几千年来,儒家、道家等都在倡导一种“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西周的“明德慎罚,因势而治”、道家的“合异以为同”,这为适用刑事和解提供了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把刑事和解作为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举措,通过规范性文件、内部工作制度等形式探索开展了刑事和解工作,取得了积极效果,并写入了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以法律的形式将该制度确定下来。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即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及其亲属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与协议以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这一涵义是目前大家比较认可的理论定义。刑事和解制度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平复被害人的情绪,使被害人及时得到赔偿,使司法活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二、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之正当性理论依据

把调解贯穿于执法办案的全过程,实现“案结事了”,这是中央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检察机关是重要的司法机关之一,调解执法办案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应有之义。检察官凭借其善于处理各种司法事务的经验和对法律知识的熟悉,为和解双方当事人就争议事务提供事实层面和法律层面上的理性阐述和解释。

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并不仅仅是程序上的问题,同时也是刑事实体法、程序法以及刑事政策的综合性问题。我们应当看到,将刑事和解引入审查起诉在法学理论范畴之内是有正当的依据的,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理由:

(一)公诉权与刑事和解存在着价值取向的契合

公诉权,是指国家赋予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予以审判,使国家刑罚权得以实现的重要权力。一般来说,公诉是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而刑事和解则是以和解的方式来解决刑事案件,二者好像不相容。实际上,公诉权与刑事和解存在价值取向上的契合性。一般来说,公诉活动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而其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重要目的便是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公诉权不可避免地带有保护被害人利益的价值取向。刑事和解将维护被害人利益摆在突出位置,赋予被害人更多的发言权,在价值取向上亦体现为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所以我们说公诉权与刑事和解在价值取向上体现出了契合性。

(二)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是满足刑法谦抑性的需要

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法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的性质。对被害人伤害不大的案件,如果可以依靠非刑罚的方式加以解决的话,就不需要使用刑罚的手段进行惩罚;如果可以适用较轻的刑罚手段来达到相应的效果的话,就不宜适用较重的刑罚。这是刑法谦抑理论的应有之意,体现了刑法的补充性原理。[ii]在现代法治社会,我们要想真正落实刑法的谦抑精神,就必须通过具体的制度与程序设计将其真正体现在实际的司法实践过程之中,而将刑事和解制度引人审查起诉阶段就是对刑法谦抑精神的最好额诠释与践行。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被害人从经济上、精神上得到了很好的补偿,犯罪嫌疑人亦通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实现了真诚悔罪,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的紧张关系也得到了化解或者缓和,满足了刑法的谦抑精神在总体价值目标上的要求。

(三)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政策性依据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之“宽”是指宽松、宽容,“严”是指严厉、严肃,“济”是指救济、协调与结合。宽严相济的基本涵义就是针对犯罪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而刑事和解正是良好贯彻宽严相济政策的一种司法制度。此次将刑事和解制度放宽到部分公诉案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对被害人的赔偿突出被害人的主角地位,也让犯罪人认识自己的侵害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促使其主动承担犯罪责任,从而以其负责任的行为取得融入社区的机会,重新回归社会。因此,从本质上讲,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在基本理念上是相一致的,和解制度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四)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具有实践基础

从社会实践层面来看,我国存在着“和为贵”的传统文化基础,基于此,某些地方根据当地实际展开了一场“自发性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试验”。[iii]各地开展试点工作对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早在2002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就制定了《轻伤害案件处理程序实施规则》,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认罪,被害人及其委托人可以与犯罪嫌疑人就赔偿问题进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可直接获得相应的赔偿。检察机关可对犯罪嫌疑人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此后,各地检察机关纷纷开展试点工作,如山东烟台检察机关近年来推行“平和司法”工作,制定了《烟台市检察机关平和司法纲要》;江苏省南京市两级检察机关推行“轻微刑事案件和解”工作机制,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检察院于2006年4月制定《恢复性司法操作规则》;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于2006年7月出台《关于开展恢复性司法工作的规定(试行)》等等。这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不但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而且也用事实证明了将刑事和解作为一项正式的法律制度确立在审查起诉阶段是切实可行的。

三、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应把握的要点

过去,刑事和解只限于自诉案件,公诉案件没有和解程序。在公诉案件中施行刑事和解制度,是一个很有新意的举措,是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具体体现。但由于刑事和解制度客观存在的局限性,在探索试用过程中如果掌握不好,甚至乱用、滥用刑事和解,就有可能出现放宽法律标准、放纵犯罪、让犯罪分子有花钱买平安的嫌疑,使受害人维权更加艰难。不可否认的是,实践当中确有这样的情况,公诉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花一些钱,被害人不再告了,侦查机关就不移送起诉,实际上这种做法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我认为,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不能让这一制度成为“花钱买刑”的工具,我们检察人员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应把握如下几个要点:

(一)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制度,首先应把握好刑事和解的基本原则

一是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双方自愿原则。双方当事人自愿和解是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基本前提。犯罪嫌疑人必须完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真诚表示歉意,和解协议的内容必须自愿达成。唯有如此,刑事和解才可能实现其真正的制度价值。

二是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双方平等原则。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在和解过程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对被害人权益与被告人权益的需要给予双重保障。在维护被害人权益的同时,对被告人的权益要同样予以关注,只要这样,刑事和解的制度价值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三是合法原则。刑事和解协议的内容必须合法,不能违背法律原则和基本精神,不能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抵触,不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他人的合法利益。

(二)对刑事和解做好事前审查

刑事和解毕竟是对刑事案件的一种解决方式,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要充分发挥其审查把关作用,对刑事和解过程适度介入。这种适度介入首先就体现在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的事前审查上。第一,对于案件是否符合适用刑事和解的前提条件,检察机关必须进行严格的审查,明确适用对象,确定案件范围;第二,对于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强迫、引诱、欺诈等违法行为或者达成的和解协议有违真实、合法原则进行严格的审查;第三,对于主持和解的调停人员是否适格,必须进行严格的审查;第四,全面了解犯罪嫌疑人的家庭背景、个性特点、案件情况、自我认识、帮教条件等情况,把握好案件事实和证据及调查的综合情况。审查过程中,如果检察机关发现案件本身存在不适合适用刑事和解的情况,以及当事人之间存在强迫、引诱、欺诈等违法行为或者达成的和解协议有违真实、合法原则时,应当果断终止刑事和解,将案件导入普通审查起诉程序。

(三)严格遵循刑事和解的基本程序

审查起诉阶段的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对刑事问题的特殊处置方式,设定严格的程序,是为了尽量避免不公正的和解、片面追求效率的和解以及失控的和解。在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应当遵循以下基本程序:

1、刑事和解的启动。

在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的启动一是由当事人申请,检察机关对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审查后认为符合和解基本条件的,可启动刑事和解;二是由检察机关建议,检察机关对案件进行审查后认为符合刑事和解条件且有和解可能的,可以建议双方当事人进行刑事和解,在取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后,可启动和解程序。

2、刑事和解的开展。

(1)和解的主持。刑事和解启动后,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在自主选定的调停人的主持下进行刑事和解,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不宜直接充当刑事和解的主持者。

(2)把握好和解的内容。和解的内容包括两个主要方面:第一,犯罪嫌疑人充分表明自己认罪和悔罪的态度,向被害人赔礼道歉;第二,对由于自己的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的损失,犯罪嫌疑人要给予经济赔偿或补偿,具体的数额在协调之下商讨确定。

(3)达成和解协议。对和解的结果,检察机关应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内容应当包括犯罪嫌疑人对自身行为的认识和悔罪态度,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以及被害人自身对和解后如何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意见等方面。对刑事和解的实施过程,检察机关应制作笔录。

3、刑事和解后具体处理方式。

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如果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在确认当事人刑事和解是自愿、合法的情况下,刑事和解合法、有效,要针对不同情况作出相对不起诉、撤销案件或起诉并向法院提出轻缓量刑建议等不同的决定。

(四)对犯罪嫌疑人履行赔偿协议的情况进行适时检查、督促

为了确保刑事和解目的的实现,检察机关应对犯罪嫌疑人履行赔偿协议的情况进行适时检查、督促,根据案件的性质、危害后果及赔偿协议履行的情况作出处理决定。同时应建立跟踪回访制度,指派检察员定期或不定期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进行回访,及时了解犯罪嫌疑人履行协议及改造、矫正的情况,督促犯罪嫌疑人按照和解协议履行义务。

四、对完善刑诉法修正案的构思

刑事和解制度在审查起诉阶段真正得以贯彻实施,依赖于刑事立法的保障。其现有相关法律规定显然也还不足以保证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和顺利运行,因此必须进行一定的修改和完善。

(一)制定赔偿数额参考标准

目前来说,刑事和解实现方式方式比较单一,主要是经济赔偿。由于赔偿金缺乏统一标准,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一,同类案件的赔偿标准在适用上差距很大,即使在同一地区也存在同类案件赔偿金不同的现象。制定赔偿数额参考标准,使被害人依照标准提出赔偿的要求,而犯罪嫌疑人也可依照标准评估被害人提出的赔偿要求是否合理。

(二)建立暂缓起诉制度

暂缓起诉制度,是作为一种介乎“起诉”与“不起诉”之间的中间措施,指的是对于轻微的刑事案件,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双方虽然达成了和解协议,但协议不能立即履行的,由检察机关做出暂缓起诉决定。若犯罪嫌疑人履行了和解协议,就不予起诉;如果犯罪嫌疑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和解协议,就予以起诉。暂缓起诉的案件范围、适用条件应与刑事和解的范围一致。这一规定主要是考虑到有签订了和解协议但犯罪嫌疑人不能立即履行的情况存在。如果检察机关在协议没有履行的情况下,做出不起诉的决定,那么在犯罪嫌疑人有能力履行协议而反悔不履行的情况下,就无法启动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程序。这样,被害人的利益就没有得到保护,违背了刑事和解的初衷。建立暂缓起诉制度,可以有效的解决犯罪嫌疑人不遵从和解协议约定的罚则问题。

(三)建立健全国家补偿制度加以补充

刑事和解制度固然能鼓励被告人对被害人进行赔偿,但前提条件是被告人有经济能力,当被告人无力支付赔偿时,仅靠刑事和解制度仍不能给予被害人充分的救济。因此,除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外,还应建立国家补偿制度。当被害人无法从被告人身上获得赔偿,被害人又有生活困难时,国家应给予一定的补偿。对刑事被害人进行国家补偿,并不是国家代替犯罪行为人或者对犯罪行为依法承担民事赔偿义务的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而是国家对符合法律条件的被害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必要补充,是国家对刑事被害人广义的民事权利的直接保护。

(四)在刑事和解中积极运用社区矫正制度

目前,刑事和解往往比较重视犯罪嫌疑人的金钱赔偿责任,富人可能因为能够支付更多金钱赔偿从而可以获得更多的减轻处罚,而穷人因为无力支付赔偿金而无从获得减轻处罚,这可能造成法律适用上的不平等。[iv]从这个角度看,确实有悖“法律适用上一律平等原则”。但是,“如果没有区别地追求刑罚上绝对的人人平等,可能就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v]在完善相关适用规定的基础上,应逐步扩大犯罪嫌疑人承担责任的方式,社区矫正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矫正条件的犯罪分子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将不起诉犯罪嫌疑人交由其所在学校、工作单位、村(居)民委员会继续进行学习、生活、工作,并成立由案件具体承办人,村(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组成的“帮教”小组,对不起诉人进行帮教。检察机关结案后一段时间办案机关应当定期回访,对不起诉人矫正情况进行考察、评估,及时了解犯罪嫌疑人的近期活动和思想动态,制定相应的帮教措施。

(五)切实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完全以金钱赔偿为中心、追求解决案件的效率,而将当事人双方的对话与关系的修复置于附属地位,却可能反过来损害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这一制度目的。[vi]刑事和解从其内涵来讲与“花钱买刑”有着质的区别,但这一问题在人们评价刑事和解时总是相伴而生。那么,如何避免这种误读以及操作中出现的问题呢?首先要做的就是弱化金钱赔偿在整个刑事和解中的作用。在刑事和解中,除了追求相应的经济赔偿之外,我们还要做好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思想教育工作。检察机关要要对犯罪嫌疑人其进行法律警告、威慑教育,使其真正认罪伏法,真诚悔过,避免犯罪嫌疑人出现轻易即可被免除刑罚的心理。对被害人方面,要对其进行必要的精神抚慰,了解其同意和解的真正原因,避免其因种种因素而产生被动接受刑事和解的心理。在社会上,要大力宣传刑事和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使广大群众认清刑事和解与案件“私了”的本质区别。

五、结语

刑事和解所追求的价值与我国当前和谐社会构建的价值之间并非对立统一,而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检察人员应当转变执法理念,做好在刑事和解中的调解人角色,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任何一项制度都不会完美无缺,刑事和解也不例外。在公诉机关实行刑事和解制度仍然存在诸多不足,我们应围绕和谐社会应有的内涵和价值,立足中国的实际,在充分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完善刑事和解制度,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和谐司法之路。

叶文波律师

叶文波律师是北京刑事律师网(http://www.lgbhw.com/)合伙人。其法学功底深厚、思维方式独特,工作作风踏实严谨,待人坦诚豁达,长期致力于法律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并具有多年大型国有通信、法律行业从业背景及同公、检、法、司、政府等沟通协调经验。深谙公、检、法、司机关办案流程及政府办事规则,并积累了深厚的司法、政府资源。投身律师行业后,以企业高管、金融、经济和律师的多重观察视角和立体化的思维方式剖析个案。复合的专业背景、特殊的社会阅历、系统的思维能力,使其在办理各种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时,更具社会能力和专业优势。对法律问题的理解全面、务实、透彻,能够从实际法律效果出发,运用灵活的法律和非法律手段实现当事人合法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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